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笔尖上的城市化

发布时间:2021-01-21 14:47:33 阅读: 来源:水溶性咪唑啉厂家

笔尖上的城市化

“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超过50%。”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讨论在2013年再次热度攀升,最新数据提醒人们,当年书本上“中国有80%的人口生活在农村”的经典表述已经过时。  在为声势浩大的中国城市化进程击节喝彩之前,世界上第一个大规模城市化国家英国在两百年里的困惑、摸索、经验和教训值得借鉴。《董贝父子》、《唐顿庄园》、《猜火车》等现实主义文艺作品,恰恰为我们提供了最好的线索。  英国兴起的工业革命成为城市化的催化剂。在这一过程中,格拉斯哥、纽卡斯尔和曼彻斯特等小镇迅速发展为大型城市。世界市场使商业、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巨大发展,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和城市的扩张。种马铃薯、放养绵羊的英国变成以城市为中心的工业国。  英国经济史学家安格斯•马德森估算,英国经济规模在1700年至1820年增长了三倍。1700年英国只有13%的人口住在城市,到1850年,这一比例已经提高至40%。大概在1880年至1890年,英国的城市化率第一个突破了50%,至1921年,其城市化水平已然是77.2%。  然而,自由放任的城市化带来地区间和社会内部发展严重的不均衡。大小城市的发展比例严重失调、社会矛盾和不同利益集团冲突加剧,阻碍了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。  在初步城市化完成期间,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在城市中再次遭遇失业打击。那些人生活居住条件恶化,死亡率上升,社会贫富差距扩大,环境污染严重,马克思在《资本论》中说:“在伦敦,拥有万人以上的贫民窟约有20个,那里的悲惨景象是英国任何其他地方都看不见的,就说是地狱生活,也不算过分。”  在现实主义文学巨匠狄更斯的笔下,类似的情景描述更为鲜活。那个时代,正是维多利亚女王治下的大英帝国全盛时期。然而,日不落帝国的心脏伦敦城依然躲不过阳光下的阴影。“他们双足疼痛、疲惫不堪,以惊恐的目光看着面前那座大城市,似乎预见到一旦进了城,自己的苦难就会像大海中的一滴水、海岸上的一粒沙似的微不足道。他们蜷缩着身子,在冷雨凄风下冻得瑟瑟发抖,似乎已无所容于天地间。”这是《董贝父子》中狄更斯描写的英国农民初入伦敦的情境。“有毒颗粒物化为稠密的黑云,低覆在人类居住的城市上空”,人类的道德瘟疫也和有毒的空气一起上升。  格兰厄姆伯爵正面临破产的威胁。越来越多的庄园雇农丢下土地,去城市谋生。一战后的英国城市化浪潮,让挺立百年之久的庄园难以生存。  《唐顿庄园》中的一幕正是20世纪初英国结束早期自由式城市化模式的写照。老伯爵不得不顺应时代,让一直依附于庄园的雇农转型为农业工人,庄园内部也重新规划。此时的英国政府也已看到早期城市化带来的负面问题,开始合理规划城市。  英国政府对城市化中伴生的负面影响的干预方式,就是一系列法律的颁布和相应组织机构的建立。在此基础上,通过财政、金融和产业措施提供住房、就业、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来消解城市化的负面效应。  自1909年以来,英国颁布了40余部关于城市的法规,其中在1909年通过了第一部涉及城市规划的法律,标志着城市规划开始作为一项政府职能;在1945年颁布了《工业分布法》,1946年颁布了《新城法》,1947年颁布了《城乡规划法》。同时英国政府利用福利国家制度解决城市化产生的社会弊端,其社会保障制度主要包括向居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、提供医疗服务、提供符合体面生活的住房、提供教育服务等。

二战后“福利国家之父”威廉•贝弗列奇提出消除“贫穷、疾病、懒散、无知、肮脏”等社会问题,建立以医疗保健和国民教育为核心的全国性社会保险制度。这些经济思想与社会政策主张,得到长期备受城市化社会问题困扰的英国政府的赞许。1952年造成12000人因空气污染丧生的伦敦烟雾事件,更是推动了政府环境立法的进程。第二次大规模治理城市化负面问题的序幕也由此拉开,产生了诸多积极影响,并为此后其他地区的城市化发展提供了模板。  但是,规划和福利并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城市化中的所有问题。英国第一次城市化浪潮导致的结果是社会贫富差异过大,二战后福利社会制度成为治愈这种“英国病”的药方,也保证了城市化进程继续推进。然而好景不长,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当年的良药转变为新的病灶,城市化导致的第二轮“英国病”又开始席卷英伦三岛。  高福利制度产生“大政府”,经济不振时,政府只能靠借债维系福利支出,而沉重的财政负担又反过来进一步拖累经济,这正是新一轮英国病的体现。阶层分化、教育缺失、福利错位,助长了只讲权利、不负责任的社会风气。  这一时期城市失业率高涨,颓废的思潮发展为社会主流,高楼林立的大城市成为每个人的暗黑森林。奥斯卡导演丹尼•博伊尔的《猜火车》就反映了城市中的一个群体的生活状态。四位住在苏格兰爱丁堡附近的年轻人靠领取和欺诈救济金为生,生活中充满毒品、酒精、暴力和女人,周遭不是失业者、在社会底层挣扎的人,就是流氓、毒贩、小混混。城市弥漫着压抑的空气,所有人都看不到希望。  面对这场城市病,英国采取的应对方式是分散大城市功能,通过合理规划促进小型新兴城市的发展;分散大城市人口,以解决大都市不景气的难题。  英国对新城位置的选择条件非常严格,要有足够的水源供应又需避开水源地、有良好的排水条件、靠近主要交通线、离城市建成区的距离合适、避开名胜古迹或风景区以及优等农业用地等等。  新兴小城市米尔顿•凯恩斯位于伦敦与伯明翰之间,扮演着大城市泄压阀的角色。这类小城市的发展吸引了在大城市中难觅机会的人前来工作和生活,同时创造了住房、基础设施等多方需求。小城市同样给更高效率的工人带来了更高薪水,创造了更多消费和新兴服务业。  英国推动小型新兴城市发展之初还设计了“自我满足”的地区,供人们在新城内部完成工作与生活,但事实上这一点并没有实现。伦敦政经学院城规系教授阿伦•马克说:“这种想法被证明过于理想化,现在英国东南部地区形成了一个地区性网络,在城际间通勤的人非常多,很多人都是在一个城市居住,在另一个城市工作。”  根据英国政府的《聚焦居民与迁徙》报告,经过长期的发展,英国约有80%的居民生活在城镇,而城镇面积占英国国土面积的8.9%。  当然,今天的英国也远未完全治愈城市化发展的弊病,2011年夏天那场大规模社会骚乱,再次为人们敲响了警钟。如何从经济、社会和心理上重塑这个本该朝气蓬勃的群体,大概是亟需治愈的最新城市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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